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曾光:武汉封城是一步绝妙的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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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依旧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牵动国人心。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用《武汉封城故事》向大家还原了武汉抗疫战线真相。

以下为演讲全文:

医务工作者来到了武汉、在武汉是怎么战斗的?今天我跟大家讲一讲武汉封城的故事。

首先,我跟大家提一个名词,我们这次新冠疫情的防控有一个特点是举国体制对传染病的防控,这个对中国如此,对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大家可以看到,疫情变化非常快,从2019年12月下旬武汉发现了疫情以后,一开始是全世界看着中国,压力都在中国的身上,以后命运变换,现在中国风景多好,现在欧美国家还有印度、巴西等等这些国家疫情之火越燃烧越旺,处于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我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风景独好?为什么中国一开始压力那么大,可是一开始全世界的疫情,早期发现的疫情主要是在中国发现的,我们有这么几个问题,我们“风景独好”的原因是我们临床救治力量的强大,对吗?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救治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在世界上特别跟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基础相对他们还是相当薄弱的。比如现在欧美国家它的疫情现在多少了?美国疫情一天发生20多万,现在它才要发生严重的医疗挤兑,而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我们不可能想象一天发生20多万。我们在武汉的时候那时候一共5万,我们全国一共在8万,到现在为止全国疫情只不过是9万而已。如果这样的疫情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可以想像,是因为我们国家基础医学研究更先进吗?也不是。基础医学的研究我们国家一向是一个追赶者。还有是不是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的基础很好?我们国家公共卫生是在进步着,特别是流行病学进步很快,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国家在SARS以后,我们国家是请来了老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作为我们长期顾问给我们做老师来教我们。

还有欧美国家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它对危机管理的研究很系统,很原创的。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也是向他们学习的,在这四方面中国都不占优势,欧美国家占优势。但是为什么欧美国家占尽了这么多优势,这个战役打的是一团糟,为什么呢?我想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举国体制应对是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过去他们的优势都是建立在平常的时间,而这次传染病大流行是对社会,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安危是一次重大的冲击,不是靠平时的体制来进行防控的,它是国家必须进入紧急状态,动员国家集体和全社会的这种体制来防控,这种防控只出现在战争、社会大动乱、传染病大流行、重大自然灾害的情况。可以说过去地理论,欧美国家过去的理论覆盖不了这次疫情举国体制的防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百多年以来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它的理论是平实的理论。我个人体会因为我作为流行病学的专家,我是19年国家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可以说咱们国家的没有人比我经过的大大小小的战役这么多,我们经过了SARS,经过了甲流防控,我都是站在国家决策者的角度来参与。

我自己的体会是什么呢,谁胜谁负很重要的一点是有没有实战的经验,不是空洞的理论。

第二,能不能迅速进入战时体制,也就是跟病毒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像打仗似的必须迅速的进入战时的体制。

另外,一个国家有没有很好的防控策略。特别是早期的防控策略,还有关键战役打的怎么样。

最后是探索阶段难免不犯错误,怎么样能从避免误区从错误中迅速解脱出来,走向正确的方向,这是我们一次一次的实战体会。欧美国家举国体制应对的话也恰恰是一百年以前了,1918到1919年举国体制应对流感大流行,那时候流感大流行在全球死亡5000万,当时已经成了各国压倒一切的工作了,甚至应对疫情压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因为这个流行而草草结束的, 此后欧美专家就再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了,现在的欧美专家没有一个经历过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可是我们国家最近17年加上这次新冠我们经历三次了,第一次03年的SARS,第二次09年的甲流,我们可以这么说,在SARS期间,我们国家一开始在探索阶段不会顺利的,我们基础比较差,当时探索一个新的传染病认识的时候,我们会有犹豫、我们会有一些彷徨、会有一些科学的认知的误区,但是中国很快就渡过了这个阶段。我们SARS防控给我们新冠防控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比如说建立国家应对传染病大流行的公共卫生防控策略,这个策略是总的策略。一开始在中国SARS防控的时候没有明确这样的策略,更偏重的是高科技防治,我当时很有幸能够作为被卫生部派遣到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议上去宣讲公共卫生防治策略,这个策略一旦被接受以后,我们国家SARS迅速清零。另外战时的联防联控检验SARS,特别是首都SARS联合防控指挥部,它是把指挥部、参谋部、情报部、战斗部、后勤部融位一体的工作方式,打破了平时的工作节奏。

另外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疾病自然史起源于SARS,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起源于SARS,集中管理密切接触者也是这样,科研、研制也是从SARS开始的,全民参与的社区防控,关闭感染最严重的医院,建立小汤山医院,解决医疗挤兑,都是SARS,还有专家官员共同面对媒体,此前也没有,也是SARS开始的。还有比如说干部的问责制起源于SARS,还有军民合作,特别是小汤山医院的建立,军民合作是一个非常光辉的案例。我记得SARS期间有关键战役,关键战役就是在北京,就是封闭人民医院,建立小汤山医院,所以SARS早期没有准备好的医院接收SARS病人,因为它没有病房可用,只好建立了临时病房,锅炉房、洗衣房都变成病房了,医护人员防治不到位,医院严重感染,那时候我们没有诊断试剂,几个月出不了诊断试剂。同是关到一个病房里的人不能保证都是SARS,有相互传播的危险,谣言恐怖流行。

所以当时一个槛不好迈的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医院能不能关闭?后来关闭了,我们建立了小汤山医院,扭转了战局。

所以这是当时的历史画面(如图),当时我作为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的顾问,请战到人民医院去做现场调查,被指挥部定性为“现场办公”配备了市政府的官员、配备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的骨干和领导,我还带着我的学生共同参与调查的。我们调查的结果发现大厦将倾,医院感染极其严重,什么是正确的?关闭是正确的,把病人转移走是正确的,而不是坚持下来,不能被“社会主义大医院不能关闭”这样抽象的概念所束缚。

非常荣幸,这个建议提出以后,立刻被首都SARS防控指挥部采纳了,采纳以后按照我们的建议向远郊区转移,建立了小汤山医院。小汤山医院很多人听说过没见过,就是这样的,为什么7天7夜能够建立?我们国家这样的救灾物资很多,有了图纸,机械化生产会非常快的,7天7夜建立,解放军军医7天7夜准备进驻,成了首都SARS防控的拐点。

我刚才提到4月28日我作为首席专家被派到,4月28日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学习会议,让我去宣讲SARS防控的策略,在此之前我们国家偏重的是高科技防治不是公共卫生防治对策,所以我们宣讲这个受到了国家令人的高度重视,讲完以后胡锦涛同志带头提了十多个问题,问题在哪儿?高科技方针需要国家大量的投入,当然我们国家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但是我们讲这些策略我们没有提一分钱,我们只提到,我们需要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中心、保护易感人群,只有把所有的密切接触者都找到,都集中隔离,所有的病人都得到治疗,SARS必然平息,我的这个建议被采纳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SARS清零。

另外在甲流期间我们也创造了奇迹,什么样的奇迹,就是我们防控甲流让它三个月抬起头来,三个月,人类历史上在流感大流行第一次出现了三个月流感抬不起头来,出现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我们取名叫“中国平台”在此前的历史上没有。都觉得是流感大流行、公共卫生防控是无能为力的,所以通过这次防控我们研制了三个月期间研制了疫苗,接种了一亿三千万人,另外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树立了信心,而这样的机会,欧美国家没有享受,他们也可以防控的,但是他们没有防控,他们还认为他们国家占了便宜了。

所以这次新冠防控有一个关键战役,是什么呢?武汉封城,首先我要说一下,我没时间展开,我只告诉大家,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武汉是疫情的发现地不是起源地,为什么?因为SARS之后,中国建立了原因不明肺炎的监测系统,唯独中国建立了,05年根据这个系统线索,我们还破获了一次肺鼠疫的流行,那时候我也参与战斗了。所以如果要没有我们这个监测系统的话,武汉早期不可能发现疫情,不可能有李文亮的故事,也不可能有张继先的故事,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系统即使前期执行的并不完美,但是有它作用和没它的作用差距非常大。

武汉早期的防治是困难重重的,特别是有个科学认知的问题,有个探索中间的困惑,疫情突然发生很神秘,1月9日我第一次到武汉去的时候就听当地的报告,就觉得有医生报告流行,有医生怀疑是SARS,有警方的训话但是到底阵地是什么,闹不清楚,大家意见不统一,另外临床症状到底是重还是轻,我们去的时候临床症状和季节性流感差不多,没有发现重。特别是早期的感染从物传人,华南海鲜市场感染的人把他们隔离了,连续一个星期没有发现二代病例,所以当时对它“是不是有人传人?有限的人传人还是千真万确的人传人?”很含糊、很迷惑,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疫情是暗波汹涌,形势是极其险恶,这时候千钧一发,我们看不到一个大流行已经开始了。

所以怎么办?当时怎么打破这个僵局?我觉得当时的指挥者,我还不能确切说出来是哪一级的指挥者,但是他们表现了高潮的指挥艺术、下出了一部绝妙的高棋,是什么?迅速组建派出高级别专家组赴武汉考察,这是打破僵局之举。大家都知道了,组长是钟南山,组员有李兰娟院士、袁国勇院士、高福院士,我是排第5,因为我不是院士,还有杜斌教授,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到武汉去,这次去是1月18日下午接到通知,夜间要赶到武汉,第二天早晨到了武汉以后立刻工作我们才互相认识、才知道彼此,我和高福是一个单位的,他才知道“曾老师你也来了”我们实际上工作时间很短,但是这个专家组能发挥重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专家都是千锤百炼的专家,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而且是忧国忧民的,站的位置很高的专家,我觉得专家贡献有两条:

第1对形势的判断,明确了人传人,不但人传人发生了,而且进入社区传播阶段,向全国大呵一声,中断了犹豫,给媒体、给各级行政领导传达了一个正确的专家信息。

第2,面对形势怎么办?我觉得高级别专家组又发出了声音,是什么?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外地人能不进去就不进去,我们没有胆量提“封城”二字,“封城”二字是以后,决策者采纳以后才出现的名词,因为当时我是代表专家组面对全国媒体讲的这句话。

我们为什么能够讲出这句话?因为我们做公共卫生的人知道,1967年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诱发了流脑爆发流行,全球300多万发病,164000人死亡,正因为我们熟悉这段历史,知道现在的串联比红卫兵大串联的人数要多得多,是非常危险。当时病例也不过是300多例,可是,我们公共卫生专家看到这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还有多少病人、还有多少人已经感染了还处于潜伏期没有发病,还有多少人刚一发病没有就诊,加上就诊了没有被诊断,以及诊断以后没有报告的病例?我觉得数目是惊人的,传播范围已经非常广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1月20日提出这个建议,22日中央就决定了封城,23日实施,而且实施的这么坚决、这么果敢,把中国体制的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些都是我们当初提建议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有这种的强度。

另外,要说我们心里不安,有一点不安,就是知道这是个没有预案的封城,武汉的老百姓辛苦了。因为你们的衣食住行、交通、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就学、就医,预见了多少困难只有封城以后见招拆招。

我们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能封城呢?它有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定为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这是专家提出的建议,1月20日中央就定了,正因为甲类管理,所以我们才能采取封城的措施有了基础。

另外还有一个基础是公共卫生伦理,为什么中国信奉是公共卫生伦理?也就是采取公共卫生干预行动,在一定条件下个体的利益要服从整体的利益,而这个传染病防治法,这样的公共卫生伦理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的。我觉得我们很庆幸,我们国家的伦理是更合理的。

所以我们新冠防控是把过去的遗产照单全收,有重大的发现,我觉得我要说几个数字,这上面没有的。我最新看到在《Nature》杂志上,世界上影响力最高的杂志上9月份有一篇“中外学者联合研究武汉封城的一个文章”指出了中国如果晚封城一周,那么病例会增加三倍,晚封城三周会增加13倍,我们的情况是非常险恶的,我们为了武汉动员了多少,全国1/4的感染科、急救科、呼吸科的专家到武汉去,调用了全国3/4的艾克玛到武汉,如果我们晚封城一周,增加三倍就等于三个武汉,那么形势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可以想到这儿以后,我们确实觉得,我们国家胜在哪儿了?胜在了决策者能及时采用专家的建议,我们关键时刻打赢了关键之仗,所以武汉封城决定了中国疫情规模的大小,使我们以后能够清零,为我们今后发现一次一次清零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武汉之疫我们的大胜。

我们的新冠防控多亏了SARS和甲流流行,但是有很多重大的发展比如说流行规模防控强度,国际环境都是大大的增加了难度,比如说疫情公开化,我们这次做的最好,另外比如这次我们率先分离病毒,公布了基因图谱,在短短十多天就研制了诊断试剂,比SARS期间进步太大了,比如说我们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立就是小汤山医院的图纸,但是我们7版诊断方案、6版防治指南,比SARS期间进步太大了。我们的后勤供应,我们的口罩生产能够以几百倍的速度增长,另外我们的疫苗研制走向了世界的第一团队。我很高兴,我1月9号第一次到武汉去的时候我在那见到了我们所开创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每期两年的培训的学员,为国家疾控中心培养的学员,为湖北省培养的学员和为武汉市培养的学员他们正在一起战斗,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也管我叫校长。

这是我们高级别专家组考察武汉金鹰谭医院,翻过来我觉得美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缺乏举国体制应对的经验,浪费了自己的资源,我觉得他完全是从头探索起,一步一步的很难不犯错误,甚至到现在戴不戴口罩还没争论好呢。

重点说一个什么呢,法学、伦理学不支持,还有他们的国家机器运转噪声隆隆,科学的齿轮带动不了行政的齿轮,中央的齿轮代替不了各州的齿轮,这样的话不可能不失败。

所以我做个小结,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表现在联防联控,政策的延续性,能够把SARS和甲流防空的遗产和信息带过来,特别是我们国家机器无噪声的运转,关键战役取得了武汉封城的胜利。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吴延丽_NBJS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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